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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鸿森「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」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六本第四分、1999）
【概要】
历代关于北朝经学的论述大抵依据《北史・儒林传序》，这是由于北朝学者的著作大多不传。这篇论文对多种史书的记录和疏文进行了分析，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。
第一问题是关于皮锡瑞对北朝经学的评价：
“北朝胜于南者，由于北人俗尚朴纯，未染清言之风、浮华之习，故能专宗郑、服，不为伪孔、王弼、杜所惑，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。…北人笃守汉学，本近质朴；而南人善谈名理，增饰华词，表里可观，雅俗共赏。故虽以亡国之余，足以转移一时风气，使北人舍旧而从之。…人情既严故喜新，学术又以华胜朴。”
首先，作者针对皮氏的主张“北朝不杂老庄、佛教”进行了分析。北朝学术以北魏为最盛。魏时虽似鼓励儒学，其实儒、释、老三教并行。北齐、北周也同样如此。北朝经学著作中关于老庄、佛教的言说到处可见。
其次，作者认为北朝经学学风也有取于南学之处。作者以《尚书》伪孔传、《周易》王弼注、《春秋左氏传》杜预注为例，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证。
综上，北学非“笃守汉学”，其实也受到老庄、佛教、南学的影响。因此可以說，北学并入南学的现象本是十分自然的。除此之外，作者以史书对北朝学者刘献之、徐遵明的批判言说为例，认为北朝学者不守师法。换言之，北朝本身之荒疏招来北学并入南学的现象。
第二问题是北朝公羊学是否大行。皮氏说：
“据《北史》，河、洛主服氏《左传》外，不闻更有何氏《公羊》；且云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多不措意。<儒林传>载习《公羊春秋》者，止有梁祚一人；而劉兰且排毁《公羊》，则此所云《公羊》大行，似非实录。”
但是，皮氏此主张缺乏文献依据。作者据《魏书》，发现《公羊》在北朝流行的不少事例。另外，现代学者也认为《公羊传疏》是出自北朝义疏的。这些事实明示在北朝也同样流行《公羊》。其实，北方学习《公羊》的学者，大多是三传兼习，《公羊》专门名家并不多。
第三问题是关于《尚书正义》所据义疏为何。通常，《五经正义》所依据的义疏为何在是《正义》序中多有明言。但是，《尚书正义》序只说二刘的义疏最详，並未明言。清朝刘毓崧《尚书旧疏考正》认为除了孔疏驳正刘炫说的例子之外，孔疏基本上以刘炫《尚书述议》为据。刘氏在比较孔疏与其他书里残存的刘炫《述议》原文一样的地方后，发现三处几乎完全相同之例。潘重规在《尚书旧疏新考》中提出的主張与刘氏一致，但他通过对孔疏文脉的分析，发现另有两处可认为刘炫《述议》是孔疏底本之例。
但是，作者并不认同他们的主张。首先，作者据日本古籍《令解集》，找到孔疏与刘炫《述议》一致的另外两例。尽管如此，作者说，这样的证据只能证明《尚书正义》各部分的疏文是来自刘炫《述议》，但是不足以证明疏文全体均引自刘炫。作者认为《尚书正义》依据的义疏不止刘炫一人，还应包括刘焯的《述议》。他依据《尚书正义》中与刘炫《孝经述议》中不一样的言说，来对此进行论证。
又據《尚书正义》序中讨论二刘得失之处“焯乃织综经文，穿凿孔穴，诡其新见，异彼前儒，非险而更为险，无义而更生意。…炫嫌焯之烦杂，就而删焉。”，提出或许可以认为《尚书正义》和刘炫《孝经述议》的不同之处是刘绰的言说。作者举刘焯的《正义》疏文为例，说明刘绰解经的特征。虽然这些疏文均未明言焯的名字，但内容符合上述刘焯的特征，因而或可证明《正义》兼据二刘义疏。
综上：
一，北学也受到老庄、佛教、南学的影响，并非“笃守汉学”。
二，公羊学在北朝也流行。
三，《尚书正义》依据的义疏是二刘《述议》，非刘炫一家。
【議論】
・北学者の荒廃が南学勝利の理由と述べるが、そこまで言えるかどうか。二劉を北学のうちに含めるのであれば、北学が南学を受容し正義に繋がった、とも表現できそうだが。
・尚書正義の源流を論証する部分について。「劉炫ではない」ことの証明は動かないだろうが、「劉焯である」とまで言えるのかどうか。とはいえ、もともと資料不足なので精一杯の議論か。
